作者：陈芳
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并非仅限于1895年前的西方。
闵嗣鹤先生(1913—1973)，字彦群，江西奉新人。193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45年曾赴欧美留学，并做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专门委员。
先生一生热爱祖国，忠实于理想，对数学的许多分支均有研究和建树，特别是在解析数论领域中有重要贡献，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和优秀的教育家。国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曾评价先生“在解析数论的工作是中国数学的光荣”。
笔者童年时代曾是先生的小邻居，至今犹记得先生慈祥和蔼的笑容，亲切温和的话语。时值闵伯伯逝世20周年，谨以此文表达我对闵伯伯的缅怀之情。
一
1913年3月8日，先生生于北京宣武门外果子巷羊肉胡同路南的奉新会馆之北馆，这是一所坐南朝北的四合院。先生祖父闵少窗是清末进士，曾做过河北大名府知府。父亲闵持正是一个公务员。先生是独子，下面有三个妹妹。闵老先生对独孙疼爱备至，竟不让他入小学读书，而亲自教他识字作诗读典籍，并且始终持以嘉勉态度，无论是背诗，写毛笔字，还是绘画，评语总是一个“好”字。时而还带孙子看看京戏，使孩子心情舒畅，不以学习为苦事。当时闵老先生对他的期望是将来走学“文”之路。
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先生的数学才华初露端倪。他和邻居家正在上小学的孩子玩耍时，轻而易举地为他们解开了一道算术难题，令邻居们大为吃惊。从那以后，先生开始了对算术的自学，他每天悄悄往奉新南馆住的甘仲陶夫妇家中，自看课本，自己演算。
先生于1925年考入北师大附中，更倾向于学习数学。1929年夏，先生同时考取北大文预科和北师大理预科。他以学费低廉、离家近为由，瞒着祖父入师大理预科学习，并于1931年升入本校数学系。先生的同窗好友赵慈庚先生(解放后任北师大数学系教授)告诉笔者，当闵老先生得知孙子还是选择了数学专业时，曾训斥他说：“你们懂得什么叫算学?《周髀算经》(古代天文学著作)那才是真正的数学呢!”这算是一段趣话。
先生学习勤奋，在校期间就曾在《师大月刊》、《数学季刊》上发表专业论文多篇，虽然年纪在班里最小，然而却以学业优秀被同学们冠以“教授”之雅称，并于193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由赵慈庚撰写的师大1935级数学系班史中曾有过这样一句话：“环境可支配人生，志士适以环境而愈彰”，很像是为这位颖异学子作的心灵写照。
毕业后，先生被其老师傅种孙介绍到师大附中任教。这期间他写出了后来获得“纪念高君伟女士有奖征文”第一名的论文《相合式解数之渐近公式及应用此理以讨论奇异级数》(后载于《科学》杂志1940年8月号)。当时清华大学杨武之教授在北师大兼课，很欣赏先生少年俊逸。后经傅种孙推荐和杨武之邀请，先生遂于1937年6月受聘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教，走上高教讲坛。从此，埋头苦干，不断有所成就，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数学事业。
二
先生接清华聘书未满一个月，卢沟桥即响炮声。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先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来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这时，先生的祖父母和父亲均已过世，灵枢还暂厝在法源寺里，尚未安葬，家中情形极为困顿。目睹国亡家败之惨状，先生含泪在江西义地安葬了先人灵枢，扶老母弱妹偕同傅种孙先生离开北平死城，先赴长沙后转至昆明，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助教。
在昆明，先生曾为其导师陈省身教授的学生辅导黎曼几何，还参加了华罗庚的数论讨论班。1941年，他与华罗庚合作解决了墨德尔(Mordell)著名估计中变数个数k＝2的情形。至1947年，他又独自解决了对任意的k的情形，被学界同行评价为“给解析数论提供了一件有力的工具”。当时，华罗庚曾在他们合作论文的底稿扉页上写着：“闵君之工作，占异常重要之地位。”1944年，先生还在美国纽约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过《非解析函数》的论文。
1945年春，先生参加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并获录取。10月到达英伦入牛津大学，在爱克塞特学院导师梯希玛氏的指导下从事解析数论的研究。先生全身心地投人工作，第一年即写出5篇论文，后总合为博士论文，于黎曼函数的阶估计等著名问题上取得了优异的结果。
在英国期间，先生还结识了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兴歇伍德(195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每周一次前往兴氏家中教中文，兴氏亦教先生英语口语。兴氏才华横溢，晓畅七八国文字。他喜欢用中文同先生交谈有关《红楼梦》的情节，说：“贾母晚年，对宝玉的管教似乎更宽松了!”并赠送原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给先生带回国内。
1947年，先生获得博士学位，又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研究员，参加了数学大师威尔的讨论班。聪颖过人的闵先生求证采他(Zeta)函数论中的著名问题，得出了当时最好的结果。大师极力挽留先生在美执教，而先生思念祖国，思念母亲，在接到清华大学的聘书后，于是年秋季返回祖国，任该校数学系副教授，1951年晋升教授。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生担任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
该系一级教授是江泽涵、周培源、许宝璐，闵先生、段学复等是二级教授。在北大执教21年间，先生担任基础课教学，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自己亦继续研究，多有著述。还接待过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和匈牙利科学院的访问学者。
先生视数学为生命，流连在数学王国乐而忘返，且极具悟性，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会被他留意并引证到数学上去。1952年第2期《中国数学杂志》上登过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由拣石子得到的定理》，就是先生观察儿童游戏所得，可见先生与他钟爱的事业之契合，已到物我为一之境界。
先生一生对解析数论著名问题之一的黎曼猜想多有研究和论证，建立了基本理论和方法。如1956年他论证的一种结果至1974年才被美国的一位学者改进，而这时先生已经去世一年了。
三
先生热爱教育，视教师职业为神圣天职，对求教者不问亲疏，均热情提携，把自己的心血都化作了后学的智慧。
早在西南联大时，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他隐蔽在龙渊中学里，还给这里的孩子们开设数学讲座，讲有趣的数学知识，非常受孩子们欢迎。赵慈庚至今忆起，仍称赞闵是“乐育为怀”。
解放后，先生在北大数力系担任多门基础课的教学，曾有10年间教了9门课的纪录。1953年5月，在一次全系性观摩教学中，先生主讲《有序变量与无穷小量》。这是高等数学里十分难懂的问题。他亲手用玻璃制成教具，将函数与自变数之间的依赖关系直观地表现出来，使学生好像是在看电影，理解得既快又清楚，不少人至今还记得那堂课的生动情景。这份教案被刊登在同年5月的《数学通报》上，对当时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先生凭着全面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对数学的深刻理解，讲课时十分生动幽默，常使学生不禁笑出声来。对于教学方法，他曾经很形象地说过这样一段比喻的话：“老师教学要循循善诱，好比教小孩子上楼梯，大人不能只是在上面喊：‘上来呀!快上来呀!’而是要走下去教孩子如何抬腿，怎样用力。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戚鸣皋告诉笔者：“闵老师为人非常诚恳可亲，我以前不认识闵老师，是看到他的数论专著后，自己闯上门求教的。闵老师点子特别多，给人很多启示。而且与学生合作时从不署名在前，有时，自己已经考虑得很成熟的东西，也让学生来出名，甘当人梯。现在，我们这些受过闵老师教泽的学生逢年过节必去看望师母，尽弟子之仪，这已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先生辛勤耕耘，被后学们赞为“虔诚的园丁”，培养出严士健、潘承洞、李忠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正如周培源先生后来指出的：“当年在他席前的学生与受到他教益的数学工作者，现在有些已经成为我国数学界的栋梁，有些已是国际上知名的数学家。这些都是中国数学界的光荣，这里也浸透着闵先生的心血。”
在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问题中，先生还验证了陈景润的论证。他们的往来大约起始于1963年。陈景润经常到先生家求教，先生的亲属至今记得穿着蓝布制服、背着挎包的陈景润，抱着一大沓演算纸伫立门前的形象。那时先生常和家里人说：“这个陈景润不简单，很有水平。”1966年5月出版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9期上，发表了陈景润的著名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乘积之和》，宣布得到哥德巴赫猜想l十2的结果。陈景润在新出版的杂志封面里写上：“敬爱的闵老师：非常感谢您对学生的长期指导，特别是对本文的详细指导。学生陈景润敬礼1966．5．19”，并立即跑来北大中关园教工宿舍20号送给先生。即便是在“文革”动乱中，先生被批斗的情况下，陈景润对先生依然师礼有加，逢年过节上门看望问候，并常常突然出现在先生家中，求教研讨，共叩难关之门。
在先生的爱护和鼓励下，陈景润不断地改进和简化他的定理的证明，终于在1972年的寒假送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1十2)全部过程和结果的论文。当时先生身体已经十分不好，学校要先生在寒假中彻底休息。然而先生不顾劳累和心脏病频发，夜以继日，逐步细心地审阅，对简略之处还要自己推导。当他最后判定陈景润的证明正确时，极为欣慰，因为这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数学家取得的重大成就。经先生推荐，这篇论文在1973年第16卷《中国科学》上发表了。当时，先生依然冷静地指出：“要最终解决‘l十l’的问题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至今，一提起先生，陈景润就不禁流泪，他每年都要来看望师母，即便他住在医院里也不忘寄送贺年卡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