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陈宗清、谢文郁、包兆会、石衡潭
你认为，中国基督徒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应该保持何种态度？
陈宗清：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是指儒释道融合的思想体系，其实儒家的思想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基督教神学家认为，所有好的宗教某种程度都有上帝的一般启示在里面，因此，基督徒应以批判性和处境化的原则来对待中国的传统宗教。无论儒家、道家或佛教，基本都是以人性作为起点，来反思宇宙、人世、灵魂及未来之道。基督徒可以用这些宗教与基督信仰类似之处做沟通的媒介，以便更有效地传扬福音。
儒释道各有其特色，内涵也十分复杂。儒家一般以孔孟学说为圭臬，但宋明理学所发展出来的新儒家，又与《论语》所倡导的“为人之道”有别。基督徒对儒家的许多道德教训，应当持正面的态度。
道家以老庄思想为主，引导人探究终极性问题，可补儒家之不足。然而，道教的内容掺杂了怪力乱神，教义中有不少杜撰成分，不能置信。
佛教产生之因是见人间疾苦，提供的解决之道是修持养生，去除贪痴，从执着中获得解脱。然而，大乘佛教从希腊、波斯等国吸收了一些神鬼信仰，产生新的路线，有更多迷信的成分。
现代文化是现代与后现代思维的混合体。现代主义强调理性与逻辑，后现代主义则注重感觉、否认绝对，并对灵界持开放态度。基督徒既不是理性主义者，也非以灵异世界的主观经验来衡量真假。基督徒必须以审慎批判的态度来面对现代文化。
谢文郁：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在一定的文化中成长，文化因素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渗入人的思想、性格和习惯。人从家庭走入学校，从学校进入社会，从小社会进入大社会……这是不断扩展眼界的过程。因此，要了解自己就要了解自己赖以成长的文化，这也应该是基督徒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所谓现代文化，泛泛而谈指的是西方文化。具体而言，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对应，更多的是指在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当代中国文化，其中混杂着当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暧昧想象和时髦追求。因此，现代文化是一个混杂的概念。或者说，现代文化是一个未定型的文化。基督徒在信心中仰望上帝的恩典和带领，面对现代文化应保持谨慎警醒的态度，在其中为耶稣的名做见证，引导其走向上帝所祝福的文化。
石衡潭：信仰既超越于文化，又寓居于文化，并且借文化来表达与传播（参《以弗所书》4：4-6）。这样，中国基督徒就要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文化。文化具有延续性，从古至今，如江河东流，虽波澜起伏，曲折蜿蜒，仍一脉相承。我们不能撇开传统谈现代，更需要温故而知新。
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他不只爱今人，也爱古人。我们的祖先也蒙上帝的眷顾，也有上帝的开启。其中圣贤多多少少得到普遍启示，并从内心发出回应，这就成为了中国的典籍：《尚书》、《诗经》、《论语》、《老子》……这些，我们都应该去了解，去学习。不是从中获得教义，而是丰富我们的生命。
就像李白的《静夜思》，不会增进你的神学知识，但从中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慈爱，体会到上帝造物的奇妙，引发对上帝的联想与渴望——神国才是永恒的故乡。
现代文化泥沙俱下，若披沙拣金，还是会颇有收获。冰心的散文、穆旦的诗歌、老舍的小说、吴经熊的圣经雅译、赵紫宸的神学专著，以及施玮、莫非、北村、齐宏伟等新时期作家的作品，也都值得阅读欣赏。当然，还需要更多人投入其中，使其更加雄伟壮观。
中国基督徒是否需要为中国文化做贡献？如何做贡献？在此过程中，是否需要全盘推翻中国文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共容？两者在价值上的冲突点在哪里？
陈宗清：中国基督徒需要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上世纪70年代，林毓生教授倡导“创造性转化”，让中国文化在全球各种不同潮流的冲击中，为中国社会带来更新的动力。过去半个世纪，有不少基督徒知识分子尝试把基督信仰融入中国主流文化。
梁燕城教授于2013年出版《中国文化处境的神学反思》，希望福音派神学能对传统中国文化注入新的生命与思想。他主张，应以“中华神学”来取代“汉语神学”、“本色神学”或“处境神学”。谢文郁教授则期盼把“恩典”的概念带入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国文化中生根结果。
基督徒不需要全盘推翻中国文化，因为我们相信，传统中国的思想中仍有上帝的恩典与普遍启示的光照。中国文化注重“道”的临在性，而忽略它的超越性，因此可以从“道”的临近性作为共容的基础。然而，中国文化中所提到的道德涵养，都需要在基督信仰“以上帝为本”的概念中转化提升。
无论是儒释道，都是以人为本，而圣经的真理却是以上帝为本，这是两者最大的冲突。因此，对儒家而言，做人的动机是为了父母、君王或国家，但是在基督教中，信徒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上帝。
谢文郁：中国基督徒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中国人，从小到大都是在中文语境中，因此，他们无法割舍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们是基督徒，在信心中领受并经历上帝的祝福，并且用中文述说自己的经历，为耶稣的名作见证。因此，中国基督徒的生活本身就是在建设一种新的中国文化。
但是，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成长背景缺乏深刻反思，从而自相矛盾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反对中国文化。这是一种隐性的“自杀”行为，对基督福音在中国人之间的传播往往起负作用。
基督教是基督福音进入文化后形成的一种文化状态，中国人接受的基督教是一种西方文化形态中的基督教。就其现成形态而言，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就其隐含的基督福音而言，它包含了比西方文化价值观更多的信息。因此，基督教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必须分两层来处理：文化之间的关系、福音与文化的关系。
基督福音的中心信息是：上帝要通过耶稣把恩典白白地赐给人。这里没有价值上的冲突。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在各行各业见证这因着信心而白白领受的恩典，并用中文分享给我们的同胞。这就是福音进入中国文化了，这种容纳基督福音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不断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
包兆会：中国基督徒需要为中国文化做贡献，因为一切在基督里都需要更新变化，也包括文化。这个过程，既不是全盘推翻中国文化，也不是让福音降低自己的要求与文化相适应，或妥协，而是让文化在基督里进行转化，即文化基督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可以共容，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上帝的普遍启示，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真、善、美、爱，而这都来自上帝。
基督教也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兼容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对现世生活进行绝对肯定：儒家肯定一部分，否定一部分，肯定的仅是儒家所认定的某种道德和事功；道家肯定的是顺其自然、与道同行，但道在它那里不包含绝对肯定，仅是一种宇宙大化流行的定律，所以道家面对人生无常“无可奈何”，面对死亡则是清醒着的绝望；佛家否定自我，对现世不肯定，在否定自我和现世后留下“空”，却没有其他正面的、绝对肯定的东西来填补。
而基督教能给现世的生活以绝对的肯定。一切现世的生活，只要朝向上帝，与永恒有份，就意味着获得绝对的肯定，因为与永恒有份的东西永远存留。
石衡潭：中国基督徒当然要对中国文化有感情，更应该有贡献。上帝把每一个人安置在特定的土壤与文化之中，不是徒然。圣经的启示与传播借助了希伯来与希腊文化，同时又更新了它们。早期教父克莱门特（Clemens）说:“哲学是上帝给希腊人的礼物。正如律法教导了希伯来人走向基督，哲学教导了希腊人走向基督。”
上帝又何尝不使用中国文化与圣贤呢？利玛窦、艾儒略、马礼逊、理雅各等传教士都有这样的预见，他们都是借助中国文化将福音传开的。利玛窦以耶比儒、合儒、补儒、匡儒的方略得到了当时诸多士大夫的认可，连反对天主教最激烈的陈侯光也在其《辨学刍言》中说：“近有大国西夷，航海而来，以事天之学倡，其标号甚遵，其立言甚辨，其持躬甚洁。辟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圣人生矣。”
基督徒无需也不可能全盘推翻中国文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共融，要用圣经去回答中国文化提出的问题。儒释道各有所长，又并流合一，其与基督教最大的冲突点还在于，没有超越的人格神的概念或者说这种概念不强，它更多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主要弊端有二：一是把天当成了自然，而非人格神；二是不承认天的绝对超越性，把天拉向人，最后以人代之，以至于用人学取代了天学。
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人影响最深的是哪个思想体系？基督教信仰需要回应这种思想体系吗？如何回应？
陈宗清：对现代人而言，道家老庄思想的影响恐胜于孔子的儒家传统。《道德经》认为，人生曲折多变，因此必须要有变通的思维，来应对复杂的情势。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道德经》67章）这种虚己为怀、不与人争竞的心胸，在这个讲求利益、事事斤斤计较的现代社会尤为宝贵。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在谈基督教创造伦理时，特别欣赏道家回归自然与和谐的思维。他甚至认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42章）的观念，披露出万物由一化生，又达到和谐的现象，可供今日生态保育的实施做参考。
笔者在写博士论文时，曾对道家的“无”做深入研究，指出道家的“无”和“有”是等同的，是以宇宙论的功能来说明本体论。如此，宇宙和原本的实质（或本体）并没有真正的区分。由此看来，“无”的概念其实并不需要。但圣经指出，上帝不在宇宙之内，因此，用“上帝”作为本体，更合乎逻辑，更具有说服力。
谢文郁：儒家和佛教对当代中国人仍然有深刻影响。儒家主要在伦理道德上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而在宗教上则比较淡薄。儒家不要求人们相信某种对象，而是引导人们培养人的基本感情，如诚实（反身）、孝悌（亲情）、信任（朋友）、尊敬（上下）等；进而引导人们通过礼教建立一种健康的人际关系，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我不认为儒家是宗教，它更是一种世俗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基督教进入中国文化，必须和儒家融为一体，并在儒家语言中找到一种能够有效地传达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的表达方式。
佛教有和尚佛教和民间佛教之分。和尚佛教指的是一种出世的精神追求，不要求追求者在某种情感中指向某种对象，而是引导追求者在朗诵佛经中体悟其中的道理。许多和尚认为，佛教不是宗教； 还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人生哲学。
民间佛教是一种民间宗教，把一切无法在经验中理解的事物都归为鬼神，并采取某种仪式加以敬拜。因此，民间佛教是多神论。和尚佛教和民间佛教各自的谈论有很深的鸿沟，但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心理支持。
基督教进入中国文化需要在理论上重新解释和尚佛教，这需要深入研究佛教，解构佛教的概念体系；同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在宗教上反对民间佛教，阻止人们敬拜邪灵。
包兆会：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人影响最深的是以实用理性为主导，面对不公的现实采取不改变、不抗争的思想体系。这种实用理性的思想体系主要由儒家提供，儒家追求道德和事功，寻求与统治者合作。这种实用理性进入现代以后，与世俗化、市场化、商品化社会的工具理性相结合，强调一切为我所用，尽可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因此，人们会允许某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制度和现象存在，因为怕反抗和改变现实影响自己的利益，这种只顾自己的心理成了一种社会常态，并积淀成社会集体无意识。
基督教需要回应这种实用理性主导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面对不公的现实，在基督教价值观影响下的基督徒，首先考虑的不应是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要活出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对不公现实不是采取沉默回避的态度，而是采取非暴力的、不合作的态度积极地介入。做光做盐，用高尚的道德标准给人们带来希望。
石衡潭：对中国现代人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思想。儒家一直是正统，佛道只是补充。基督教信仰必须对之做出回应。主要方式还是要学习并消化其经典，用圣经资源来回答这些经典提出的问题。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基督教仍是西方的，儒家仍是中国的，二者不相干。
当然，这只是看似不相干，其实它始终会成为一种障碍。只有跨过去了，这种差异才会成为跳板与助力。儒家发展到今天，与早期儒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即把“天学”变成了“人学”。我们今天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努力恢复早期儒学的面目，基督教思想恰恰可以在此发挥作用。
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恢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更新。这是利玛窦等传教士的思路与方法，他们已经获得了成功，只是今人忘记了。我们应以创造性的心态重走这条路，回应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我们做的“圣经论语对读”活动就是这样的事工，可惜还没有更多人看到它的价值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