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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家庭敬拜】 美国早期的家庭敬拜

【基督徒家庭敬拜】 美国早期的家庭敬拜

一、改革宗复兴运动

英格兰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派和法国胡格诺派的避难者,把家庭敬拜带入北美13个殖民地。对于改革宗人士而言,家庭敬拜并不仅仅是一个移植到新大陆的做法,而是成为他们在美国这一新领域灵命复兴的核心策略。

1.清教徒和长老派

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清教徒传讲并实施家庭敬拜。但到了世纪末,由于这些家庭责任受到忽略,就有大量讲道和教会决议劝勉家长,要更加殷勤地尽自己的责任(艾德蒙.S.摩根:《清教徒家庭》,第140页)

1733年,代表从纽约到弗吉尼亚的长老派的费城大会指出,需要在各个殖民地采用“某些合适的措施,复兴正在衰落的圣洁力量”。大会建议采用的方式就是通过“牧师探访家庭”,来鼓励“根据威斯敏斯德指南进行家庭和私下敬拜,”这唯一的可能是指《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美国1706-1788年长老会备忘录》,1733年9月22日,第116页),《威斯敏斯德公共敬拜指南》不包含家庭和私下敬拜。显然,《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被视为是威斯敏斯德大会通过的文件。第二年召开的大会再次重申,大会努力“复兴正在衰落的圣洁力量”,并明确指出,进行家庭探访以促进家庭敬拜的命令“还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大会重申这一命令,但并没有推荐执行措施(《备忘录》……1734年9月19日,第119页)。

推动这些举措的应是威廉·坦南特及其儿子们。费城大会恰好在美国大觉醒前夕召开,在这次大觉醒中,坦南特一家在长老会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家庭敬拜是大会推荐的唯一的灵命复兴的方法。事实上,“坦南特一家所倡导的策略”就是把家庭视为“一个教导和栽培的细胞或单元,是教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伦纳德J.特瑞特茹德,《美国传统的形成:殖民地长老制反思》,第76-77页)。

2.大觉醒

这种对家庭敬拜的强调并不总是与大觉醒联系在一起(1735-43)。虽然如此,在大觉醒运动中,除了坦南特一家之外,还有其他带领人也同样注重家庭的作用。

乔治·怀特腓是大觉醒运动的主要带领人之一,他于1770年去世。从1738年到1770年间,乔治·怀特腓多次前往美国。在一篇发表在殖民地的讲道中,他指出,“我坚信,除非我们原意复兴初期教会的家庭敬虔,否则,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看到初期教会敬虔之灵在全世界的复兴,……”(乔治·怀特腓:《家庭敬虔的伟大责任》,第32页)。在怀特腓看来,家庭敬虔是“……每个家庭的治理者……都应当视自己为先知,然后欣然接受这个角色,用上帝的真道教导那些处于他的管理之下的人”(怀特腓,第35页)。

应注意到大觉醒和19世纪的复兴主义之间的一个区别,后者更为注重个人的经历。但是,即使是新英格兰的第一次大觉醒,也比那些长老制影响较大的地区,对家庭敬拜的依赖更少一些。

新英格兰的变化可由以下的事实加以证实:在这个地区处于领导地位的约拿单·爱德华兹,被一个不能容忍他的讲道的教会逐走。在大觉醒15年之后的《临别证道》中,爱德华兹提醒他以前的会众,他曾经如何强调,每个家庭都应是“一个小教会”的清教理想。爱德华兹之所以高度评价家庭的敬虔,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相信这是一种“主要的蒙恩之道”。他坚称,家长必须教导和训诫自己的孩子,以免以利的咒诅落在他们身上。

3.“新亮光”对《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的修改

在大觉醒运动中,有些方面的影响损害了《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的完整性。长老派教会中“新亮光”与“旧亮光”之间的分裂表明,《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中的某些方面,与一些“新亮光”倡导者所持有的敬虔主义以及卫斯理派的理念相冲突,例如,采用摩拉维亚小群聚会的形式被称为“非法聚集”。

1743年,“新亮光”总会废除了《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中批评“不同家庭的聚会”的部分。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看法,这个举措“促进了新亮光聚会的形成”(科尔特,第117页)。在《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中,把这类聚集看作是鼓励那些既非教会圣职人员又非家长的人行使领导权。

4.1788-1789年美国《敬拜指南》

新亮光和旧亮光长老会重新联合之后,《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的地位并不清楚。从技术上来说,根据1733年和1734年大会的决议,《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仍然得到支持。然而,1787年第一次总会的讨论表明,《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的许多方面与当时正在兴起的长老宗的观点并不一致。

对《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把它加以改编,使之成为美国《敬拜指南》中的一章。这一章题为“私下和家庭敬拜指南。”这一美国版的第一部分保留了威斯敏斯德会议对于合乎圣经的三种敬拜模式的定义,在第三部分保留了家庭敬拜的次数和要素。

    或许美国改编本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劝惩的问题。苏格兰教会要求,长老定期探访教会各个家庭时,当询问家庭敬拜之事。如果发现在家庭敬拜方面有疏忽,家长就当承担责任,并顺服教会的劝惩。费城大会也把牧师探访与家庭敬拜联系起来。但是,1788年“私下和家庭敬拜指南”一章既没提及教会的劝惩,也没有提及教牧的探访。

    苏格兰教会和费城大会都一致主张牧师有责任在教会中鼓励个人和家庭的敬虔。教会中各个家庭的家长同样有责任在家庭中倡导个人和家庭的敬虔。这一规定在1788年美国版本中废除了。

《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认为,讨论或“讨论会”是家庭敬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讨论中,可以通过训诫和责备进行家庭劝惩。美国《敬拜指南》中的“私下和家庭敬拜指南”一章废除了这一说法。

    《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和“私下和家庭敬拜指南”都重点强调家长在家庭敬拜中的领导权。美国《敬拜指南》第五部分指出,为了保证家庭敬拜的时间,应阻止“主日不必要的私人探访”。

《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第9章包含几套成文的祷告,目的在于帮助那些带领祷告的人。在1787年《敬拜指南》草稿中,收集了更多祷告的范例。但1788年定稿的“私下和家庭敬拜指南”中删除了这些。虽然如此,仍然有许多保守的人倾向于认为,即时性的祷告更属灵。再后来,那些批评在长老制敬拜中加添仪式的老派人士,会说“改革宗的祷告是即时性的”(摘自梅尔顿,《美国长老会敬拜:1787年以来的变化》,第82页)。

二、家庭敬拜的持续

即使没有教会的劝惩,由于个别牧师的讲道和这个新国家中各种改革信仰的传统,家庭敬拜仍然坚持进行。在新英格兰,公理宗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强调国家在宗教教育中的角色,他们并不注重家庭敬拜的作用。1801年公理宗和长老会合并计划提出之后,东北部长老会也处于这种影响之下,开始不注重家庭敬拜的作用。其余的长老会,从亚特兰大中部到南部,仍然保留了家庭敬拜的做法。尤其是在美国南部长老会中,家庭敬拜成为非常突出的特征。

1.弗吉尼亚的胡格诺教徒

胡格诺教徒属于法国改革宗,他们逃难来到美国,也把对家庭敬拜的高度忠心带到美国。在弗吉尼亚,人们报道说,胡格诺教徒一天三次进行家庭敬拜。

2.北卡罗莱那的苏格兰高地派

苏格兰高地派是来自苏格兰高地的长老派人士。18世纪时,苏格兰高地派在美国最大的定居地是北卡罗莱那的东南部。从他们刚刚定居时的1732年到1773年之间,没有牧师在他们之间操劳。但是,由于他们在讲英语的地区讲盖尔语,并坚持家庭敬拜,他们在实践上仍然是长老会的传统。

3.家庭敬拜中的奴隶

蓄奴州的长老会,利用圣经对大家庭的定义,主张奴隶也当纳入家庭敬拜中。1794年,肯塔基的特兰西瓦尼亚长老会“吩咐在长老会管理之下的每一个拥有奴隶的人,都当教导每个不满15岁的奴隶,读上帝的话语……这些奴隶的主人应在他们权力范围内,用各种合理的方法,力劝他们参加公共和家庭敬拜”(托姆森,第1卷,第205-206页)。两年之后,卡罗莱那总会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威廉·亨利·福特,《北卡罗莱纳简史》,第293页)。

4.密西西比的苏格兰人

苏格兰人在新地区定居之后,家庭敬拜的实践也伴随着他们。密西西比地区的许多长老会定居者,是在卡罗莱纳地区定居的苏格兰高地派的后裔(托姆森,第1卷,第223页)。

5.家庭记录

家庭历史也同样记录了家庭敬拜一代一代延续的过程。L.J.维尔森指出,在1个世纪之内,他的家庭成员无一例外都是基督徒。他把这个事实归功于家庭教导(L.J.维尔森,《南部长老会一个家庭的历史》,第13-14页)。

     6.旅游记录

这个时期的旅游记录,提到了南部家庭的家庭敬拜。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是当时出名的善于讲故事的人,在他所写的《棉花王国》一书中,他说,在种植者的家庭中,家庭敬拜包括奴隶在内。

三、捍卫家庭敬拜

尽管有这样坚持家庭敬拜的证据,甚至在19世纪早期还出现了家庭敬拜的复兴,但是,到19世纪中期为止,已经出现了家庭敬拜衰落的迹象。或许在这个问题上,劝惩的缺乏起了作用。但是,即使是在那些传统的家庭中,家庭敬拜方面滑落的迹象也是非常明显的。

1847年,普林斯顿神学院院长阿奇伯尔德·亚历山大的儿子J.W.亚历山大,一个长老会牧师,证实了家庭敬拜在他自己的一生中,以及在他所认识的其他长老派会众一生中的重要性(J.W.亚历山大,《论家庭敬拜》,第2页)。他写了《论家庭敬拜》一书,希望制止这种衰落。

1.J.W.亚历山大的时代

亚历山大认为,家庭敬拜的衰落是世界侵入教会的一个表现。与17世纪对比,他公正地蔑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所涌现的问题的程度令我们感到羞耻。例如,他几乎不能相信这样的报道:“某些治理的长老和执事……没有在家中保持所说的日常对上帝的敬拜”(亚历山大,第1-2页)。


2.家庭敬拜的有益影响

亚历山大担心家庭敬拜这一传统可能会消失。家庭敬拜的衰落是与“错谬和世俗进入教会”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亚历山大,第28页)。另一方面,亚历山大指出:“在教会最好的时期,教会一致推崇家庭敬拜”(亚历山大,第29页)。

家庭敬拜的主要原因是,它是“对上帝的敬拜,感谢上帝对家庭丰盛的供应和怜悯”(亚历山大,第29页)。上帝聚集祂的家,慈爱地把人带到家庭之中,并把家庭分别为圣,作为敬拜的场所。另外,作为罪人,因为“家庭治理方面的缺乏、诱惑、危险和罪,我们也确实需要家庭敬拜”(亚历山大,第29页)。

在为家庭敬拜辩护的过程中,亚历山大集中阐明了家庭敬拜对基督徒家庭、教会以及广大社会的益处。以下所总结的就是亚历山大所列的各种益处。

(1)家庭敬拜促进家长的敬虔

在亚历山大看来,“相对于家庭其他成员而言,父亲或家长的敬虔,乃是最为重要的,他的灵命状况直接影响到家庭敬拜的操练”(亚历山大,第28页)。行使家长的领导权,这本身就是促进家长敬虔生活的一种方式。亚历山大认为,这种领导权包括选择和阅读经文,以及“祷告、认罪和赞美”。

(2)家庭敬拜是一项日常操练

亚历山大相信,“我们日常过失和犯罪”的一半“来自缺乏思考”(亚历山大,第35页)。他指出,对于已经重生的基督徒而言,仅仅思考一下上帝的话语,就可以对实际的敬虔有很大的作用。但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并没有任何外在的动力促使我们思考上帝的话语,这样一整天很可能就过去了。“因此,每天至少两次召集每个家庭成员,思考上帝的话语,其价值是无法述说的”(亚历山大,第35页)。

亚历山大提到,一个“注重圣礼和安息日的宗教,或周期性的宗教,心灵有张有弛的习惯,恰如身体的习惯。家庭敬拜有直接和明显的倾向,可以使宗教成为日常事务”(亚历山大,第37-38页)。今天,人人都晓得“礼拜天基督教”的现象。这种礼拜天基督徒有可能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每天都当进行的家庭敬拜的操练,他们的成圣过程就受到拦阻。

(3)家庭敬拜促使家长发挥属灵恩赐

家庭敬拜不仅有助于家长的成圣,也有助于“在家长身上加增美德,使家庭成员得益处”(亚历山大,第39页)。要作为灵命的带领人发挥作用,每个男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拦阻。

许多男人因为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不愿带领家庭敬拜。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要带领家庭敬拜,最有效的培养方式就是着手去做。隐藏在犹豫背后的是骄傲,这种骄傲拦阻他完成自己的角色,使他拒绝使自己得到属灵的益处,也拒绝把这种益处带给自己的家人。

(4)家庭敬拜教育父母

家庭敬拜也教育父母。家长能教导孩子的主要方式,就是很早的时候就把圣经中的教训传递给孩子。家庭敬拜也是丈夫对妻子进行属灵喂养的合适渠道,“用水藉着道洁净”(弗5:26)。一个在家中一天两次和家人一起进行敬拜的男人,必将逐渐明白上帝圣道的真谛。

家庭敬拜中,丈夫在家庭中发挥灵命带头人的作用,这种方式最能鼓励妻子根据圣经的吩咐,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带领全家进行家庭敬拜,妻子晓得家庭敬拜对全家的益处,认识到不篡夺,也不破坏上帝所命定的丈夫角色的重要性。

(5)家庭敬拜保守家长的属灵权柄

亚历山大认为,丈夫在家庭中的领导权是不可剥夺的。丈夫和父亲可能是优秀的带领人,也可能是拙劣的带领人,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上帝所命定的带领人。他的行为必定会影响到全家。实际上,他的行为也同样影响自己:“父亲年复一年主持神圣的家庭聚会,使自己接受一种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他自身为父的品格具有无法估量的影响”(亚历山大,第45-46页)

    亚历山大认为,丈夫是自己妻子灵命方面的监护者,颠倒这种关系是“反自然的”(亚历山大,第46页)。家庭敬拜是他行使自己在灵命方面的监护权的一种方式。其他任何人都不可对他妻子扮演这种角色。而且,在灵命成长方面,如果家长不能对孩子充当带领人的角色,他妻子也无法取代他的角色。

虽然父母双方在日常生活中都可运用圣经处理与孩子的关系,然而正式的教训在于行使灵命上的权柄,这一权柄是属于家长的。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家庭敬拜,一个男人就不可能在家庭中成为真正的灵命上的带领人。

(6)家庭敬拜使家长能够教导

亚历山大认为,教导圣经是家庭敬拜的基本要素。家人是家长的羊群,他是全家的“教师和牧者”(亚历山大,第48页)。父亲读圣经时,他的身份就会得到坚固。作为教师,不管他有何缺陷,他所读的是上帝的圣言,来自那位教导我们明白万有的上帝。

(7)家庭敬拜是使家长成圣的蒙恩之道

带领家庭敬拜,会使得家长经常思考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不足和罪。基督徒男人就寻求上帝的恩典,使自己更加合乎基督的形像,以此来回应自己的这种经历。因此,家庭敬拜也是促使家长在灵命上天天长进的蒙恩之道。

    亚历山大相信,一些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与真正的敬虔并不相合”,这种意识拦阻他们,使他们不能在家庭中发挥灵命带领人的角色(亚历山大,第49页)。带领家庭敬拜这一行为会使家长在那时的行为与一天其余的时刻形成显明的对照。毫无疑问,宣读上帝的话语将会使读经者不时成为众人注意力凝聚的焦点。

虽然属世的人和言行不一的人惧怕这种经历,但这种经历实际是家长成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它改正家长的错误,使他更加适合帮助全家人成长。

     (8)家庭敬拜使家长成为好父亲和好丈夫

家庭敬拜带来“作为父亲的责任感”(亚历山大,第51页)。亚历山大非常清楚工作的压力,“甚至在教会讲坛上,”也可以使男人忘记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但是,随后,在家庭敬拜中,上帝关于家长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角色的教导,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不断重复,使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9)家庭敬拜抵制世俗和唯物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敬拜是极其重要的抵制属世压力的重要途径,这种属世的压力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上,以此来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处在这种压力之下的男人,首先需要的就是家庭敬拜。过去,男人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耕作或贸易中与家人在一起,那时家庭敬拜扔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在亚历山大所处的时代,工业化已经全面开始。从那时到我们所处的今天,家庭生活越来越支离破碎,因此家庭敬拜比以前更为重要。在当今时代,很多男人的家长身份甚至得不到承认。对于这样的男人而言,带领家庭敬拜,更是必不可少的。

(10)家庭敬拜是教导孩子圣经的最好时刻

亚历山大赞同理查德·巴克斯特的观点:家庭教导是教导孩子圣经的最好模式。家庭教导每日进行,并通过日常生活得到增强。孩子很难忘记在家庭敬拜中学习的教训,他的偏颇之处也很容易在家庭敬拜中发现,并得到及时和直接的对付。家庭教导的另一个优势就在于,孩子对父亲有自然的亲情,这种亲情也使教导的力量得到加强。反过来,“儿子对父亲的感情也通过家庭敬拜而得以成型”(亚历山大,第63页)。

(11)家庭敬拜促进智力的改善

亚历山大非常清楚一个许多基督徒父母都不理解的事实:读经的教育价值。孩子若是受过很好的圣经知识的浇灌,就可以更好地为那些次要领域的学习做好准备。

(12)家庭敬拜坚固家庭

在困难时期,家庭敬拜可以增加全家的力量,是抵挡社会压力的堡垒。同时,家庭敬拜维系家庭的和谐,表达彼此的爱心,是面向社会的美好见证。

    在亚历山大写这本书的时代,有许多鼓吹社会改革的人,把家庭敬拜视为达成他们目的的障碍。早期那些倡导社会主义的人,如葛德文、弗瑞尔和欧文等,这些人都一致要拆毁基督徒家庭。他们鼓吹这样的社会变革:“把组成家庭的各个因素撕成碎片”。他们认为:“基督教则使家庭结构更加坚固,坚固每一处城墙。它还增加了一种新的粘合剂,使父亲更像父亲,丈夫更像丈夫,儿子更像儿子;由此,通过家庭所塑造的美德,使各种社会纽带变得更加坚固,令人艳羡”(亚历山大,第103页)。

亚历山大反对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他认为,坚固的家庭正是改正社会问题的最好途径。今天,通过考察犯罪、贫穷与单亲家庭的关系,不管这种家庭是因为离婚造成的,还是因为非婚生子女造成的,都完全证实了亚历山大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一个正确地发挥作用的家庭,可以使人尊重合法的权威,并且培养人自治的美德。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这些恰恰正是自由的根基。基督徒家庭保持这些标准,甚至可以对非基督徒家庭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他们没有被圣灵重生,仅能模仿基督徒家庭的外在特征。

(13)家庭敬拜促进良好的教义

亚历山大是一个“旧派”长老宗人士,他坚信圣经在教会敬拜、治理和传教方面的充分性。因此,我们看到他坚定地相信“哪里日复一日地在家庭中充分、严肃地宣读圣经,哪里就有最坚固的反对错谬的堡垒(亚历山大,第142页),这是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威斯敏斯德标准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起草这些文件的人都是完全沉浸在圣经中的人。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家庭敬拜非常盛行。正是因为家庭敬拜的普遍性,他们从小就沉浸在圣经的滋润之中。亚历山大认为,家庭敬拜是抵挡教义衰落的最好武器。事实上,亚历山大写这本书之后的世纪里,家庭敬拜和合乎圣经的正统信仰一起衰败了。

(14)家庭敬拜改变世界

在亚历山大所处的时代,有些基督徒抛弃圣经中所启示的拣选的教义,主张所有人都能得救,因此,通过政治和社会行动,就能创立“上帝之国度”的根基,使之在地上实现。

    教会的责任就是传讲福音,招聚上帝的选民,教导他们遵行基督的命令(太28:19-20)。这种行动诚然会给基督徒所生活的社会带来益处,但是有限的选民只能给社会带来有限的变革。

I am the rose of Sharon,and the lily of the vall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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