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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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的楚国已国势衰微，楚怀王在位时，屈原在内遭遇佞臣排挤，受到楚怀王冷遇，襄王继位后，屈原遭受的迫害日趋激烈，放逐江南。公元前，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终感无力回天。五月的某一天，他独自来到汨罗江。做出这个决定，无人知道屈原经历的思想挣扎，但又能如何？一个人与一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大多数以这个个体的悲剧而结束。他只有选择这一条唯一的道路。

这条路，也是所有对地上的国绝望之人选择的路。文革时投湖自尽的老舍，民国时自杀的王国维，均在此列。

他们的梦，诉诸于地土。

此时的江面，平静无波，注定承载诗人的一腔热血。绝望中的屈原，无力回首这一生的路，曾经的爱与恨，对家国天下的抱负，显得如此乏力。他穷尽一生，为国家，为他所热爱的诗句，为他理想斑斓的梦。此刻，竟无法逾越这艰难的一关。

屈原含恨投身汨罗江，打破了原本平静的江面，也震醒了所有寻梦者的梦。

我们的梦，何时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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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屈原被注解为“爱国主义诗人”，但其实，在他投江的那一刹那，地上的国在他摇摇欲坠的心灵中烟消云散，天上的国，也并没有在他生命中成形；屈原也被注解为“浪漫主义诗人”，但其实，在他一生的经历和生命体验中，从来没有过浪漫元素。

屈原带给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不在乎他华彩绚丽的诗篇，也无关乎死亡的壮烈，诚然，这些都足以奠定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屈原的深度和广度，在于他赋予中华文明“问天”的精神向度。尽管，他并没有寻索到那个非物理意义的天的背后，所发出的启示与光照，仅仅对天问的寻索，已令多少人望尘莫及。

他以开阔的笔法，写道：“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译成白话文，则是“请问远古开始之时，谁将此态流传导引？天地尚未成形之前，又从哪里得以产生？”整篇《天问》，完全以问句构成，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读来荡气回肠。但令人们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提问固然很好，足以展示他广博的精神世界，却并没有提供答案。也就是说，屈原只是停留在自言自语的层面，以至于后世读者，读时也只是匆匆而过，并不产生思想的革新与生命的重整。

比如开篇的那句，屈原在睿智思考中，已洞察了整个宇宙的来龙去脉，他没有直接引入“创造”的概念，而是在含蓄地提问中，引导读者思考如此富有秩序的宇宙背后，定有一位比宇宙本身更伟大和智慧的导引者，祂安排和创造了这一切。有这个视角，在公元前200多年，已经非常难得，即便今天的中国，有此境界的人寥寥无几。

如果按现代心理学分析，写作《天问》时的屈原，心理状态已极为焦虑。他终生为这些问题所困，外加政局变动，内遭奸党排挤，个人前途未卜，双向压力，促使屈原做出了“相忘于江湖”的决定。

在屈原另一部政治抒情诗《离骚》中，他的焦虑、困惑、痛苦，体现得更淋漓尽致。诗人普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诗人从政当属人间一大悲剧。屈原在这诗篇中，从个人的成长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言被害的苦闷与矛盾，他抨击黑暗现实，俨如精神斗士。

如果说，《天问》展现了屈原对“天”的理想高度，《离骚》则将他拉向这个与“天”相去甚远的黑暗现实中。他找不到救赎的道路，无法调和天与地之间的矛盾，以至于精神长期处于苦闷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并不是唯物主义者，若干资料显示，屈原生前曾参与巫术。在《离骚》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传说，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交织在一起。那时的楚国，巫术盛行。屈原自叙“取琼茅来卜卦”，请术士为他占卜以决疑。卜卦的结果是必须远游离开楚国才有出路。经过一番考虑，仍犹豫不决。于是再请巫师求教。之后，又经反复思索，最终决定“远游自离去”，离开楚国出游。通过审慎思虑后，诗人结束了自己的徘徊，认可了术士的“吉卦”，选择“吉日”出发。但充满憧憬的出游还是因为“眷顾楚国”而中途放弃：“曲身回首停步”。结果只能选择以死殉国，“追随彭咸归去”。

可见，历史上绝对的唯物无神论者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个体前途，或家国未来，总有仁人志士采取占卜形式，来测吉凶，周文王姬昌也精于此道。而这种不以真理为归宿，不以真神为可敬拜的，在更为久远古老的希伯来文明中，是绝对被禁止的做法。因为人类有限的智慧，并不足以认识更高层面的智慧，也不足以驾驭三度空间之外的存在。那个不属于人类的智慧，决定了是祂主动向人类说话。

有一种相通的惊奇，当他求问时，他也在求问；当他受苦时，他也在受苦；当他投江时，他也想过自杀。不同的是，他求问时，有天之外的回答，他受苦时，有来自永恒智慧的光照与安慰；他想轻生时，却有朋友远道而来，展开一场对话。

后者，就是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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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约伯的认识，是通过旧约圣经的《约伯记》。关于约伯，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多有争议。如果圣经仅仅作为救赎历史，那么约伯是否历史人物已无关重要，这本书所揭示的真理足以超越历史本身；如果旧约圣经也同时是以色列民族史，约伯的历史性存在则更令人振奋，至少安慰那些无辜受苦的人，让我们在约伯的故事里，发现痛苦背后的奥秘。

《约伯记》的开篇，令所有人类的英雄楷模黯然失色，因为约伯的正直和良善，是建立在对上帝的敬畏上。“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这里的恶事，绝非人类的善恶标准，而是神在整本圣经中所设定的善恶标准，如果没有神对善恶的标准，人甚至会失去善与恶的辨别力。也就是说，约伯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也是一个物质生活相当优越的人。他不仅是物质的贵族，精神的贵族，也是灵性的贵族。

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却连番遭遇苦难，并且其中有上帝的干预。他从原先的富足，变为贫穷；从样样都有，变为一无所有；从自信，变为自卑……

和屈原的《天问》一样，约伯在苦难的境遇中，发出了对天的追问。与屈原不同，与中华文明不同，约伯以及他背后的希伯来文明，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由来已久，在他们的观念和生活细节中，处处可以看到因对上帝的信靠而产生的全新风貌。

尽管在这一角度，约伯看似比屈原优越，至少，他已经寻索到那个天背后的主宰，但遭遇苦难的约伯，同样产生过自杀的念头，甚至咒诅自己的生日：“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此时的约伯痛苦到极点，他乃是性情中人，不掩饰自己的情绪，甚至忘了摩西十诫中关于“杀人”（包括自杀）的诫命。

阅读《约伯记》，处处可体会到约伯真实的心灵挣扎。他与三个朋友争辩，但约伯的三友自认为已经认识上帝，按传统宗教的观点定义约伯的遭遇，认为是他的罪带来的苦难，但约伯记开篇，描述了约伯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他自己也难以想通，更从朋友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直到上帝在旋风中向约伯说话，一种全新的视野被打开了。上帝以祂的威严和权能，使人类包括约伯的道德和自义被瓦解；以祂的智慧和公义，使人类包括约伯的苦难得到新的解释，也就是说，万有都是从上帝而来，包括任何人所遭遇的苦难。直到新约时代，使徒也陈明这项伟大真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一种以上帝为中心的思考模式产生了：“义人为何受苦”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这世界如果有一个义人，那么上帝的义就全然废除，当人们自以为义的时候，恰恰最远离上帝，；甚至在上帝那里，苦难本身也无须发问，因为上帝差遣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以十字架上的悲剧，参与到人类最惨痛的苦难里。祂在十字架上，与人类的所有境遇认同。

从自我的层面，转移到上帝的层面之后，约伯的思想境界和生命境界，被彻底更新：“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的简短祷文，瓦解了人类的雄心壮志，瓦解了所有诗人和君王的家国梦想。苦难过后，上帝仍赐福约伯，比先前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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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约伯和屈原的境遇，不免唏嘘慨叹——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个体，其故事大致相似，结局却天壤之别。

当一个人，只活在自己的国家里，那么曾经热爱的国家，有一天会注定让你失望；

当一个人，只活在自己的道德里，那么你的道德并无法与周围的世界认同，此时，你会无所适从；

当一个人，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外界将赋予你更大的压力，你会难以驾驭；

当一个人，只以自己的事为念，那么注定了生活中的一丝风浪，足以令你自杀谢幕！



屈原的时代已经久远。他死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端午节由此而来。但人们是纪念他的死？他的爱国？他的诗篇？或是别的什么？恐怕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个问题。与屈原同样的自杀现象，在几千年后的当下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大致相同——无非是对社会的绝望、对生存的恐惧、对生命的倦怠、遭遇人际关系的压力，等等。几年前，人大博导于虹自杀前，写下绝笔《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这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精英仿效屈原之死发出的“天问”。他所寻觅的爱，其实就是上帝的爱，以及基于上帝的爱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爱。

这一切的背后，仍然因为我们没有走向约伯的上帝。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还原历史现场，也许人们看到的，是与上帝相遇的屈原，合理地看待这世上的一切，包括自己，包括他所献身的国家和人民，然后选择以另一种方式，走完他余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