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歌

刘阳
                  
     8月1日，上海高院4法官集体召妓丑闻曝光，连法官也如此堕落，难怪如今的女博士，一气之下提笔就是十几万字的小说，满嘴马列的衣局长原来是猎艳的狎客。狎客，通俗点说就是嫖客，并非提上裤子掏出现钞的才是狎客，那些讲究品位、以多元化、全球化指导性生活实践的刷卡一族也是，自诩温情的援交族也是，那些官场上的左冷禅——以唱红打黑的政坛大侠面目博取民粹支持的官员，落马后曝光的私生活细节证明，他们的真实身份足以当选年度最牛狎客。

                                 狎客行
      当甜腻的空气里飘满了壮阳的消息，人们再也找不到清热降火的王老吉：心理学家不断暗示满足欲望的正当，性学家欢呼任何自愿而不违法的快乐，威权主义者最熟悉一句名言“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自由主义者因为掌权无望而坚决不允许在性领域存在任何管制（包括自我管制）。
在对待下半身的问题上，靠政府吗？骂体制吗？人类的分歧全在上半身，不同主义的政府难得的形成了共识：他们都更喜欢狎客，而不是侠客，因为狎客使政府的存在显得必要，而侠客则直接挑战他们的权威。在这种肉体本质上无可奈何的一致性背后，人类散发出一股挥之不去的病态伤感。
当年读金庸，幻想做侠客。没料想等我长大，世界成了这副样子：洗脚屋是整街整街的，二奶是一村一村的，性爱日记是一本一本的，离婚是一队一队的。因此当我在美国的一个婚姻家庭研讨会上，遇到上海某大学的一位学者自豪地以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来批评美国文化时，不由得倒抽几口凉气。
    会后，我私下问他从何得来对美国的观感，据我所知，他来美国不到两个月。“在国内看电影就知道了……”我暗自庆幸，很早以前，已经有人告诫我根据好莱坞推测美国人民的生活，就象不用新闻联播来推测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一样。一方面，美国每年的婚外生育已经超过婚内生育，另一方面，美国仍有相当广泛的意见对婚姻予以充分尊重，将一男一女的婚内性关系视为必须持守的承诺。
    回首检视中国人对待两性关系的态度变化，在颠覆性上真可谓是革命。两相比较，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喊性解放的一拨青年，早已大半回归家庭，远不像中国人一样动真格的。
中国是从《太阳照常升起》的年代里走来。在这部影片里，导演对一只“鞋子”通过词语和图象不加克制地反复把玩。那个年代的性幻想，因贫瘠而疯狂，对劳动服下面扭动的屁股无限景仰，对“破鞋”这个词充满迷恋与愤怒的纠结。
      因此当1980年代，面对弗洛伊德性欲观的冲击，“压抑欲望要得病”的理论瞬间就深入人心。其实，所谓压抑欲望的危险，不是指人们克制具体的某次性冲动，而是指幼年期未满足的欲望被推进潜意识，成为人们心理上的病灶。对一个病人，受压抑的性欲根本不表现为性欲。
     弗氏的理论早已被西方心理学界视为距离科学过于遥远的假说，在临床上“引起的麻烦远远超过实际的疗效”，但许多人却迟迟不愿从春梦中醒来。当然，性是令人快乐的，只有人类可以不为繁殖只为快乐而性。而从一个全方位窒息的背景里走来，人们不免把一个心理学专业术语当作文化寓言接受并误读，以为在自由与人权的清单上，性自由可以先行，就像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一样。一些人乐得听任自己的肉体烂成体制的浓疮，以为自己在浪漫的反体制。的确，他们几乎全身都溃烂了，但对于体制来说，他们却只是它脸孔上的几颗青春痘。
     流风所及，短短三十年，取代红宝书的，是补肾验方；取代的确良、军胶鞋的，是声色电光的情欲流水席。人在江湖漂，几人能不嫖？侠客的江湖没能来到，狎客的江湖却悄悄莅临。人们转眼就体会到另一种缺氧——陷入“爱成伤、性上瘾”的悲哀，嘴巴里却高喊着“我自由，我快乐”。
这样的江湖为什么不可以被看作一个自由者的乐园，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道理很简单，世界从来就不是一间大酒吧，性本快乐，正如美酒虽好，贪杯无益。按照美国戒酒协会的规则，对于任何一个酗酒者，只要他承认生活已经一团糟，靠自己无能为力，愿意相信有一个比人自身更强大的力量为他提供善意的帮助，就可以申请加入。他想要改变的生活，简单描述就是只有继续豪饮的自由，而没有不再干杯的自由——被酒瘾控制，成为酒瘾的奴隶。
    在不同的酒瓶前失去自我，正如在不同的性伙伴面前迷失自我一样。后者把异性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消费品，对这些人，审美疲劳原本是最轻的惩罚，他们以为自己拥有把爱与性分开的智慧，但爱的能力却在性的损耗中渐渐消弭了。结果当他遇到了对的人，想要好好去爱的时候，自己却坏了——不是零件坏了，而是爱的引擎坏了。
    所以，今天人们对幸福的定义是，不过是在我们自己还没有坏的时候遇到那个对的人。在一张张日本AV的光影中，人们失去了对那个对的人的珍惜的能力。如果人们已经不把感情波折、婚姻破碎视为放纵的代价，那么亲子关系悲剧几乎无法避免。最彻底最真诚的鼓吹性自由的人，一定是连孩子也不要的，在他们貌似严肃的观点背后，其实是个长不大的反社会的孩子，某种遭遇使他们的人格停滞在青春期，以过分叛逆索取社会更多的接纳。
                 

雅歌

                            “英雄”参孙也性上瘾              
            
     所有人都怕把自己憋坏，结果自然带来性爱的贬值，就象货币发行多了必然会产生通货膨胀一样。一个变态社会的标志，就是几乎人人都陷入了对变态的恐惧，惟恐自己的欲望被压抑而成为“变态佬”。于是拒绝同居的女孩被猜测成性冷淡，抵制性骚扰的男孩则被视为性无能，却忽略了性上瘾才是一种更加危险的状态。
     《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最突出的性上瘾人物是犹太民族历史中士师时代的参孙。回想个人的阅读经历，我接触的第一个圣经人物竟然就是参孙。那是在1980年代的一本关于间谍战的书里，作者把导致参孙之死的大利拉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身体为武器的色情间谍，把指使大利拉的非利士人视为第一个使用美人计的民族。
    参孙的故事的确很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参孙的个人主义、欲望导向、率性而为、男子气概、闪婚失败之后就游走于不同的感情伴侣之间、有娱乐精神爱玩谜语、过把瘾就死；而且最终也没有坏入骨髓，总之是大方向正确下的小怪癖，天才都这样，人民群众不接纳他所以他才郁闷得去温柔乡里找安慰……
     对应着现代人“抑郁不奇怪，不抑郁才奇怪”的人人皆病人的潮流，我们在参孙特立独行的行为背后，也能运用心理学工具挖掘出种种病态的成分，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性格违反常理之处，比如他的原生家庭中父亲智力灵性明显逊于母亲的成长环境对他的影响，他对女性异常的迷恋，热衷于危险游戏的高峰体验、纵欲却无子嗣等等，都可以从《圣经》里找到可供发挥附会之处。
     华人熟悉这段故事的人，在他们的写作中多数认为参孙过着能力超凡、道德卑贱、虚耗生命、放纵淫欲的渎职生活，把自己卖给了罪恶，尽管末了有信心的表现。“到底参孙是成功还是失败很难分清楚”，只能算是“一半成功”，最终难免还是被划入失败者的行列。
西方人一直把参孙视为悲剧中的英雄人物。参孙是最著名的士师，不仅因为他的一生跌宕传奇，而且通过弥尔顿的《力士参孙》以及其他人的文学创作，犹太—基督宗教里的士师参孙，成为西方民众无论信仰背景如何都可以接纳的有影响力的文化形象。
    所谓悲剧，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理解，主角是介于好人与坏人之间——一个犯过失的好人。这个人他并不十分善良，但也不为非作歹，他之所以陷于不应有的厄运，只因他犯了过错，导致一连串的不幸发生。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人由顺境转入逆境时，就会引起人们的怜悯，又由于他的软弱和过失与我们相似，使我们害怕会跟他一样遭逢厄运，所以会引起我们的恐惧。
     《圣经》中的参孙，给人印象最深的有三点：极大的恩赐、上瘾的性欲、至死的信靠。参孙在母腹中就被归给神，长大后耶和华就赐福给他，是天生大力勇敢的战士，是能捉来三百只狐狸的好猎人，有精于谜语的机智、有善于歌咏的诗情。或许因其天赋太高，一生中仅有三次觉得自己能力不足需要依靠神，一次是在用驴腮骨杀敌一千后口渴的时候，一次是被敌人抓住前不知道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一次是死前拼尽全力复仇时。
    参孙在第一处祷告“你既藉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这表明参孙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呼召——他是神的仆人，要对以色列人施行拯救，也明知不该与非利士女子过从甚密。他耽于情欲的犯错绝非因为懵懂。他表现出不受规矩约束的自由，随意与他看为美的女子交欢。这份表面的自由似乎充满吸引力，其实他却是被捆绑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能力抵挡性的诱惑，每次都投降。
     按照精神科医生韦约翰的看法，“性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免于孤独（‘那人独居不好’），……生育不是性的原始目的，性爱最主要的意义仅止于其本身，毋须藉生育来证明其价值”。在圣经中我们看不到他有任何朋友、同伴、随从、子女，好象一个武林高手，完全是独行侠。他的生活里只需要女人、敌人和上帝，至于父母和弟兄不是他主动选择的关系，他当他们不存在。
然而参孙的纵欲，是否因其极度的孤独，我们不得而知。

雅歌

                   面对内心的“侠客”
    性爱的快乐是上帝的赐福，但痴迷到不惜自我毁灭的程度，就已经陷入性上瘾的病态之中。
     《当好男人遇见性试探》这本美国心理学畅销书的作者柏比尔牧师描述了一个与所有华裔学者不同的参孙故事的解读版——参孙是个虔诚的勇士，却被越界的性经验迷住了，结果被迫接受婚姻失败妻子死亡的苦果。之后他似乎约束性欲达二十年之久，当他接近四十岁（或许遭遇了中年危机）时，他的性欲又开始放肆，在无聊之中他旅行到迦萨，重新品尝性冒险的刺激，短暂的乐趣消失后，他被罪恶感和羞耻感笼罩，因此只能在夜色里离开。
     但是已经开始的越界，使他再也坚持不了太久，性瘾的饥渴加剧、冒险的冲动加强，抗拒的欲望就削弱，于是致命的旋涡将他拉到大利拉身边。
     而柏比尔自己曾在全美各地调查，50%的男人说他们正在或曾经在性瘾中挣扎。你以为你不会陷入这样的试探当中吗？除非你比大卫更敬虔，比参孙更强壮，比所罗门更有智慧，因为他们都曾陷在性问题里。
     对于罪，或许我们曾经胜过，又再跌倒，然而参孙不愿被罪辖制而宁愿靠神刚强至死，这实在是表现出人的尊严。这份尊严不是对同类的趾高气扬，而是面向神的谦卑信靠，凭此我们可以不沦为罪的奴仆，不再羞耻地被享乐的谎言所欺骗，面对魔鬼而可以说不。
     柏比尔身处每年色情消费近十亿美元规模的美国，孩子接触色情内容的平均年龄已经提早到8岁，就连他自己也曾沉迷于电视色情收费频道并无法自控地去偷窥裸体的邻家女郎。他异常坦率地说出自己面对性问题的挣扎，以及他是如何摆脱性瘾控制的。
    改变的开始，柏比尔认为那是一个颇为理性的时刻，即只有当一个人沉迷欲海所带来的痛苦大于上岸的痛苦时，他才会有改变的愿望。他在权衡代价，做出选择。此前，他热中读的是《泡妞秘籍》，惊喜的是有人向自己暗送秋天的菠菜，是抓住一切机会、制造每个机会也要上。这个改变发生的时间点就是他体会到欲望之苦、不再以罪为乐的时候，“我真是苦啊”，我所愿意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
    尤其是当他一宿欢呼早晨却哭泣，在日光之下被强烈的内疚感、羞耻感折磨的时候，因为人其实无法否认，我们清楚地知道哪些行为和想法是正当的，严重偏离标准时我们心里的警报器就会狂叫。当然，人会压抑内疚以至于麻木，就像爱睡懒觉的人床头摆了五个闹钟仍然上班迟到。
当他决定醒来，他将成为诚实而勇敢地面对内心的侠客——从今以后，不再对着别人锄奸除恶，而是手舞宝剑、攻克己身。此后，就是让一切专家与体制破产的时候，因为这个人要经历生命的改变。吩咐一座山挪开此地投进海里是容易的，让一个人管住裤腰带是太难的。
     柏比尔对性上瘾的阶段、程度以及发作时的表现给出了清晰的描述：当那些抓耳挠腮的时候，在街角无聊游荡的时候，给认识的MM群发暧昧短信的时候……对照一下，或许读者会如笔者一样有惊喜的发现——原来在不同程度上，我们都曾被欲望牵着鼻子走，我们曾以为是自己身体的主人，柏比尔却以一个美国佬标签性的直肠子，道出了许多人竭力回避的“身不由己”的真相。
     柏比尔以献身说法，与读者分享他是如何摆脱裤腰带捆绑的。其中最挑战中国人的是，他认为在教会团契里，被相似问题困扰的人聚在一起，彼此开诚布公、互相鼓励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这个建议恰好点中了华人的软肋，我们的文化是臭鸡蛋可以吃进肚子，却绝不可挂在嘴上。咒语都是在背光的地方念的，上到政府预算，下到裤裆的简历，只要摊开在阳光下，就已经干净了一大半。江湖因其隐秘而成为江湖。
     解决问题的首要原则是承认自己有问题。大而言之，正如我在美国参加的那次婚姻家庭研讨会上一位社会学博士提醒的——一个国家的解体、一种文明的堕落，始于家庭的解体。一个性上瘾者的正常生活，如果还没有崩溃那么就是正走在崩溃的路上，这绝非快乐的逍遥，而是真实的病态，你我无须羡慕衣局长，也犯不着在心里用石头砸他：一个人想不解开自己的裤腰带却不能够，如同身陷咒诅一般，不是更很值得同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