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赵晓：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家选择基督信仰？

赵晓经济学博士  

赵晓：2004年，被评为“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2006年，被评为“中国地产界思想贡献人物”；2007年，被评为“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



前言
汇丰银行一位高管说：“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信仰就是我们的Windows" 。2008年，前所未有的全球金融海啸的袭来导致4位世界亿万富翁自杀。在中国，此类事情也早已不绝于耳： 2008年4月29日下午，年仅41岁的资本大鳄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自杀辞世；7月19日，浙江云光泵阀公司老板朱吉光服毒自尽；8月12日，浙江一制药公司董事长在办公室上吊身亡；10月16日，湛江糖王中谷糖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庞贵雄在其居住小区跳楼自杀……这些黑色的消息令人扼腕，联想到早已有之的中国企业家非正常死亡的长长名单，不得不让人们对企业家群体最基本的安身立命感到忧虑。与此同时，人们也关注到，企业家们不仅追求财富，也越来越寻找心灵的净土。
圣经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如此警世名言，让古往今来的许多商人陷入深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曾推出《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躁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而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20年中，自杀的中国企业家多达1200位。


灵魂需要安顿之所，生命需要意义之家。基督信仰越来越成为当下中国企业家们的理想选择与归宿之一。
记者：你曾发言指出，过去30年，中国GDP平均每年增长9.8%，总共增长了68倍，创造出世界经济变革的“中国奇迹”。与此同时，中国基督徒人数从改革开放初期大概70多万人，增长到现在大概超过8000万，按官方内部统计甚至可能超过一亿，到一亿三千万，增长了100多倍，年均增长在18%以上。这也是一个奇迹，是世界生命变革的“中国奇迹”。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在全世界教会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信仰在整个中国社会的融合。在你看来，基督文明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改革及中国的未来？
赵晓：最近，王石在博客上写了许多篇“与神角力”的博客文章，特别扣问三个问题。我概括起来，第一是上帝是否真的存在？第二是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纷争包括宗教纷争？第三是为什么人类不能建立大同世界？并且王石还说如果要他选择一个信仰，他会选择基督信仰，因他的企业文化和治理结构与基督教义最相吻合。由王石的探询，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文明建构与人类的信仰息息相关。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出自基督新教伦理的母胎，“教堂＋市场”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优秀模式，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自然会受到基督文明的洗礼。思想深邃、有终极追求的企业家们更是容易被其所吸引。
事实上，基督信仰所推崇的契约精神与博爱精神，既是基督文明的亮点，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有信仰的地方更有诚信，神圣的契约精神成为现代商业文明与宪政文明的基石。无论是企业自治理结构还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结构，都基于基督教原罪的教义，相信人性本善的文化完全无法导出。博爱精神及背后的神本主义、圣爱思想则是现代社会保持和谐、避免暴力的主要精神来源。
中国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开始，而经济改革的深化则伴随生命变革（或者说伦理变革与文化变革）的历程，其原因是在于我很早就指出的经济－政治（法律）—伦理（信仰）三个系统之间的一致性。而从大的历史时段看，生命改变当然比经济变革更为本质。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从清教徒的伦理中去获得灵感，清教徒的天职理念，做企业是因为来自上帝的管家使命，为荣神益人，要“尽可能地赚钱，尽可能地省钱，尽可能地捐钱”，并且认为自己只是上帝财富的管家，是“财管”而不是“财主”，这些都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企业家。
有人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我说，没有信仰的经济是疯子。没有好的信仰所形成的商业伦理支撑，就会有工商而无文明，有贪婪而无禁忌，有财富而无幸福。
所以，我强调中国这一次的大国崛起将建立于“有十字架的变革”的基础上。第一次大国的崛起是汉，以儒道互补为文明基石。第二次大国的崛起是唐，以儒道佛互补为基石。现在是第三次大国崛起，将以传统中华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融合为新的基石，神本原则、契约精神以及博爱精神将在中国的工商文明、宪政文明以及社会和谐中承担起普适价值的角色，最终令中国有能力向世界输出价值观。


传统文化中儒家给人以“实心”，道家给人以“虚心”，佛家给人以“空心”。而基督信仰将带给国人以“爱心”。基督饱含热泪，以牺牲、舍已的圣爱来拥抱、救赎罪恶、苦难的人类的榜样，将激励中国人活出前所未有的生命的美善状态。和谐社会最关键的是自我和谐，而基督信仰是自我和谐以及社会和谐的最佳良药。
另外，不用担心传统文化会消亡。就像我们所看到企业竞争激发了国企的活力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信仰的融合过程中，传统文化必将绽放新的活力。所以，我说中国这一次变革最本质、最内在、最深远的就在于它是一场有十字架的变革，中国文明将再一次更新。
从基因学上讲，混血儿最聪明漂亮。文化的融合同样如此，它将极大的激发古老中国的活力。实际上，中国人民快有或已有十分之一是基督徒。中国商业文明完全是来自于对西方商业文明的主动学习和引入。对宪政文明的学习同样如此。这一切如同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但种子却是基督信仰。
很令人欣喜的是，中国文化有一种包容性，中国人崇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此中国必将相当和谐地跨过现代文明的暗河。


2008年在欧洲时，我曾和一位西方的著名思想家OS GUINNESS交流。他谈到，当今世界有三大问题，对这三大问题的回答将影响整个世界。第一个问题是穆斯林世界能否和平地现代化，如何和平地现代化；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在旧的意识形态终结以后，何种信念或价值观将成为主流；第三个问题是西方已经偏离了基督信仰的根基，西方还能回去吗？
我回应OS GUINNESS说，第二个问题是直接的中国问题，第一个问题与中国基督徒“回归耶路撒冷”的异象”有关，所以很显然，中国当前的文明转型具有世界意义，并已成为人类文明转型的核心。
在我看来，中国因为兼容并包、文明创新、活力强劲而充满着希望；反观西方则充满困惑，当欧洲教堂空空如也时，两次世界大战暴发了，当美国日益走向今天的世俗化，金融海啸暴发了。西方的经济、社会危机背后是文化与信仰的危机。而伊斯兰世界，则不得不以排斥和放弃现代化的巨大代价来维护信仰的纯洁。只有中国，督徒数量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经历石破天惊的生命变革和制度转型，却几乎没有大的“排异反应”，不能不让人惊叹中国超强的文化包容与创新能力，不能不让人惊叹上帝已将重大使命赋予中国。

人生的三大幸福障碍


记者：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企业家来信仰基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赵晓：企业家首先是人，其次他是男人或女人，第三他有家庭角色，第四他才是企业家。作为人的属性，企业家内心深处必然也有寻找生命终极价值、终极意义的需求。企业家可以选择不做企业家，但他无法选择不做人，因而也无法摆脱人的精神追求。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普世终极价值的需求。圣经讲人的生命包括肉体（肉）和精神（灵）。人饿了想吃，渴了想喝。这些都是肉体生命层面的需求。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物质丰富了，人的肉体生命的需要已大大满足。但人还有精神追求。人到世上来，一定会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的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你会发现科学没办法满足人的精神追求。进化论认为生命是演化的偶然，它既是一个粗糙的科学，对关于宇宙及生命是怎么来的等问题的回答，所存的疑问可能比证据更多，更无法从伦理上建立生命价值的根基，进化论的解释则把人类的尊贵的存在价值降低到与猪狗等动物无异。
但基督信仰提供了生命来源与价值的最完美的解释：上帝造人并赋予人绝对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不看其本事大小、财富多少或权势强弱，以及是否良善，仅因为他是上帝儿女的身份便具有绝对价值，任何人不可轻视或侮辱，这正是人类平等与人权的价值来源。一件事情是否重要，也不看事情大小或人眼里的尊荣，而是看这件事是不是上帝呼召人去做的事情。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都在上帝那里。